被采访者的实访记录完全真实，由于涉及个人敏感隐私，任何未经其同意的摘抄，改编，转载，都将被视为侵权，平台将用法律手段维护被采访者的合法权益。他握手的时候很有力，口罩后面藏着笑容。他没有坐在办公桌后面，而是拉出了椅子，在我的对面探身而坐。
聊天的过程对我来说是轻松的，他的眼神里充满着对生命的热爱和赞叹，他的话语里也只是谨慎的表达了对华人社区问题的关注。除了描述自己的抢救经过，我们聊的更多是教育，工作，移民，医疗体系等热点话题。有几个间隙，我也会忘了他曾是个患者，只觉他和满是书柜的办公室容在了一起，像一个知识分子，在讨论他人的生死意义。难以溯源的感染过程和体外生命维持
去年的1月下旬，他正式确诊新冠。
“我经常了解病毒学的相关知识，与几位生物学家和医学背景人士也常有联系，自认为对新冠也很关注，稍稍了解新冠病毒的病症特征（以非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），但我还是误判了自己的病情，以为只是得了重感冒。”
起初的3天只有低烧，第4天凌晨他开始发高烧，并伴有呼吸困难，严重咳嗽。因此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感染了新冠，并毫不犹豫的拨打了意大利118急救电话。
“在电话里，我详细向医生介绍了我的感受，由于我的工作属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，所以我不能确定自己的感染源和感染经过，但介于我有高烧的症状，医生最后还是决定用救护车把我接去了医院。”
入院后，伴随着药物治疗，病毒却开始了更猛烈的进攻。他感觉自己的用药感受并不理想，效果也不明显。医生在得知此情况后，决定与其家人商议是否选择更进一步的治疗方案。虽然他的家属无法去医院正常探视，但医院每天早晚各会与他们进行一次电话沟通，详细介绍患者的病况和治疗效果。在心态方面，家属和医生是几乎保持一致的。
“医生建议给我使用人工肺/叶克膜进行治疗，这是人类对抗新冠重症的最尖端科技。我会进入ICU重症监护室，在全身麻醉后，将自己本身的心脏和肺部功能，交给体外的叶克膜系统，进行体外生命维持。这并非毫无风险，但可以大幅提升我的救治成功率。”
他的家人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医生的建议。因为自他入院后，他的主治医生展现出的医德，专业度，以及细心程度，都让他们一家人对这次治疗拥有很大的信任度。
“我现在依然和我的主治医师保有联系，一方面是因为他需要对患者进行术后跟踪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不仅向我展示了意大利医生高超的医术，还让我看到了他不分种族，一视同仁的杰出医德。”
他在重症监护室住了整整2个月，在他完全失去意识的这些日子里，他的病情也曾有几次很大的波动。除了医院例行和家属每天保持着沟通外，每当他的病情出现反复，医生都会立刻和其家属汇报详细的急救情况，并尝试安抚他们的情绪。“每三天医生会允许家属来院探视一次重症患者，并安排心理医生到场，对家属的心理情况进行科学的干预。我去过世界上很多比意大利更发达的地区，但拥有如此缜密和科学的公立医疗体系，并不多见。”
他在对话中向我透露，在家属收到两次病危通知书后，他们也不是一直无条件的在信任医生，也会担心公立医院是否器材老旧，医疗资源不够丰富。直到医生告诉他们，在意大利并不区别患者的医疗保险等级，统一以全球最先进的治疗方式进行新冠治疗。转去了私立医院，除了多花很多钱，其实医治的过程并无太大的区别。“4月初，我恢复了食欲，理论上一周只允许一次的家属探视，医生也破例给了我们两次，我的家人开始更频繁来康复中心，了解我的情况。”
2个月的救治，医院下达的一次病危通知，一次心肺抢救，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场无声的梦境。一觉醒来，他才知道自己来到了ICU重症监护室。那是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这种陌生也给他带去了强烈的恐惧感。不知是否是出于患者心理学的科学考究，他的床位对面有一块大大的显示屏，实时显示着他的血压，血氧饱和度和心跳频率。
“这三个指标是新冠康复者最重要的生命体征，我每天都在实时监测着自己的恢复情况，眼看着自己越来越好，心里的恐惧感也慢慢消退。”插管治疗结束后，他每天还要在小型呼吸机的帮助下进行3到5小时的吸氧治疗，这是为了让他的肺部更快的恢复活力，也有助于避免将来留下严重的后遗症。患者在生死线上的挣扎有体外机器的助力，但度过危险期后的身体恢复,则更需要患者自身调节心理和生理的状态，需要家人和朋友们用不同方式给予的陪伴和关爱。这块显示屏上闪烁的数字，就像每日新闻报道里的新冠死亡数字一样，不仅仅是精准的人类数学，更是鲜活的生命在一来一往之间的有序跳动。“很多华人同胞很关心新冠后遗症的问题，在我得到出院允许前，我和我的主治医师也讨论了很多有关后遗症的问题。医生首先不否认有后遗症的存在，但根据科学的有效分析，后遗症有望随着有效的复健和复查，在1到2年内基本消失。到现在我依然在坚持做复健，根据医生对我的会诊，复健需要坚持至少一年的时间。”
直到采访当天，他说他依然有肌肉酸痛，嗅觉障碍的阶段性后遗症。人们经常会走进一些医学误区，比如说主治医师比家庭医生更重要。其实在意大利的医疗体系中，家庭医生的重要性是完全不亚于前者的。他们有跟踪病患和帮助病患尽快恢复健康的责任和义务，也是康复者最重要的医疗资源。毫不夸张的说，家庭医生在他接下来的恢复中，承担着比主治医师更多的术后服务。
“新冠患者的后期康复，健康观察，是由家庭医生完成的，华人同胞应该把自己的家庭医生重视起来，他们也是我们身体健康很重要的守护者。我们应该多了解意大利的医疗系统，善用家庭医生的医疗资源”。在接近采访的尾声，我把话题带向华人对意大利医疗系统的信任危机问题，因为在我做这场采访前，我的几位媒体好友都非常期待在他身上找到一些“正能量”，但他们不知道，我即将触及的这个部分，其实是他内心最担忧的地方。
“我从出院到至今的康复过程中，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歧视，因为我很坦荡的面对我的病况，公开我的经历，从不会遮遮掩掩我患病的状况。华人同胞往往在融入意大利主流社会的过程中遇到过困难，尤其是语言障碍，文化冲突，社交困难等问题，让华人同胞对意大利主流社会抱有偏见。意大利社会也因为同样的原因，对华人产生了很多刻板偏见。”
相信科学，相信医生，其实早已是人类共有的科学资源。但在这句话中加上“华人”和“意大利”：“相信科学，相信意大利医生，其实早已是华人共有的科学资源。”这就变成了一件不那么水到渠成的事情，因为融入当地社会往往是移民遇到的最大困难。当一个移民，对他生活的社会充满未知与不安，他一旦患病，伴随病痛而来的恐惧感，会把他逐渐推向科学和医生的对立面。笔者了解到有些意大利华人新冠患者，感染了不去医院，患病了不去治疗。甚至，有些人因为在家自己乱吃药，导致轻症变重症，小病变大病。我们不否认意大利医生中也许有少数歧视移民或族群偏见者，但面对着生死的抉择，哪怕“病急乱投医”，也好过彻底的“弃医自疗”。“我们华人社会应该有更积极的信号，正因为生死不由己，人类全球化是不可逆的过程，人们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传染病的爆发也不可避免的会越来越多。我们普通百姓能做的，应该是相信科学，多去了解当地的医疗体系，平时赚来的钱，不能都用在吃喝玩乐上，也要回馈社会，展现担当。”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抛出了个人对本次采访最关心的问题。“请问您在经历过这场大病后，作为一个康复者，您最想和华人社会分享的感触是什么？”“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，无法独善其身，但需要始终保持一个乐观、积极的心态，尽可能多融入社会，多教育自己的孩子融入集体，不要因为疫情就放弃让他们和同学老师接触的机会，孩子是属于未来的，未来的世界可能不会因为这次大流行变得更好，或者更坏，孩子也不可能永远在父母的温床里长大。我们做父母的，谁也不能一直保护在孩子的左右。生命既然不知道何时会结束，我们就应该更珍惜当下的每分每秒。消耗自己健康赚来的钱，是毫无意义的。我们应对这个世界的办法，应该是主动出击，多花钱投资在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上，拥有更健康的自己，才能更好的面对未知的那些挑战和困难。”采访完他的第二天，我独自在窗边完成了这篇报道的初稿。窗下有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口罩让他们的面孔变得更相似，更难以辨认。远远的在3楼看下去，他们是一群玩着手机的低头族，散在相同的路上，往世界的另一头不紧不慢的蠕动。
“作为一个异乡人，我们应该感恩居住地给我们提供的医疗服务。” 他的呼吁，在我的预料之内。任何从那个噩梦里醒来的人，必然都会心存感激。但就算没有新冠，还有癌症，艾滋，冠心病等等比新冠更要命的疾病，随着我们的衰老，谁又最终能逃的开那间ICU病房？谁又能保证每次都有机会再醒来，然后泛起感恩之心呢？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？生命的标尺上除了长与短，是否还有更重要的计量单位？ 生命如果是一条只有百米的赛道，越过终点线后，还真的有赢家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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